文/ 周会我
我家老屋是我出生的1963年建的，就在白岭老街头上。在去南昌读大学前，我一直生活在老屋里。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县城工作，此后逢年过节，或是休假也会常常回到老屋，去看望我的父母，去寻找我的童年记忆……
也许是年少不经世事，不懂得生活的艰辛。那时大家的生活水平都相差无几，对物质的期望值不高，也没有见过什么世面。尽管生活不富有，也从未感觉到半点的不满意。记忆中尽是些温馨愉快的片段……
那时老屋附近的空地上，我和儿时的伙伴们无忧无虑地玩过跳绳、跳房、荡秋千、打陀螺、滚铁环等游戏。白岭烈士亭前的篮球场也是儿时玩耍的常去处，我们经常在烈士亭爬进爬出，翻上翻下。到了秋天，也会徒手攀上里面高大的梧桐树，采集树上的梧桐子，拿回家请妈妈炒熟。然后兄弟姐妹们几个围坐在一起分享，剥得仔细吃得齿颊留香。
斑菜（学名荠菜）出世的季节，野生的斑菜在荒野里随处可以挖得到，那鲜嫩的美味，至今还在梦里回味。去包家塬上小学的路上，浅浅的河港里常有不少欢快游动的小鱼儿，水田里的泥鳅、黄鳝，也是随处可见。繁星点点的夏夜，约上发小，提着小木桶，拎上煤油灯，轻轻地游走在田埂上。在煤油灯的照射下，经过二三个小时的排针插捉，一般可以捉到三几斤带着泥腥味的鲜活泥鳅、黄鳝，带回家中清水净养，便成了日后老屋餐桌上的美味佳肴。
夏夜纳凉，我们经常搬着长凳或椅子，坐在门前的地场里，听住对门的姑父，绘声绘色地讲古（讲故事）。有红楼梦、水浒、三国、白蛇精、田坎秀才等等，人人听得津津有味，久久不肯散场离去。
那时家里七个人，有父母和我们兄弟姐妹五个。一切都有父母的担当、疼爱和呵护，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关心温暖。从未感觉到过生活的压力，也从未感觉到过任何的不开心。
在老屋生活的岁月，总感觉自己身轻体健，充满活力。假日里，每家每户的孩子们都会上山或远或近打柴。我经常过洞井沟水库到福生岭打柴，常常肩挑柴火从狭窄的水库边上经过，从来没有感觉到疲惫和恐慌。记忆特别深的一次是，我们几个发小去八斗岭砍小竹子，砍得多，路途远，人又累，但仍然舍不得丢弃柴火。走到洪先伯屋里，天已经黑了，人又饥饿。于是我们几个人在洪先伯家里借米煮了饭吃，那晚父亲打着手电筒接到了洪先伯屋场。尽管当天很累，但睡过一晚后，第二天又满血复活，恢复了体力。而现在我连空手都不敢走洞井沟水库边过，更不必说肩挑柴火了。
记得有一次，我与姐姐随同父亲从白岭街上步行出发，途经东港桂坳时还在路边割了不少的青蒿，然后再步行到东港街上。步行了几十里路，也没觉得有什么疲倦。如今，连散步也觉得累！
乡间戏龙灯，既能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，也可以作为当时一个创收的活动。记得读高一时，在龙灯队里，我身兼两职，一是舞龙珠，二是代表龙灯队进行呼祝喝彩。上窜下跳几个小时，仍感觉自己身轻如燕。
当时在白岭全区的中学生里，开展了一次乒乓球比赛，每所中学选派三名中学生组成一个参赛队。比赛分4个场地进行，取前4名进行奖励，每人奖励《毛泽东选集》一本。我获得了第四名。虽然有幸运的成分在里面，但也足以说明年少时身手还是敏捷的。
读书，是儿时的主要任务。在小学、初中、高中读书的每一个阶段，在老师的精心教育，父母的全力支持下，读书成绩一直是比较好的，可以说是名列前茅，在班里担任职务最多的也是学习委员。
1981年考上大学，离开老屋，去南昌读书。那时的大学生，尤其是本科生，是令人羡慕的。四年的大学时光，让我成长了不少，学到了一定的知识，也取得了学士学位。
1984年我在湖口县实习，寄到学校的信件都未能及时收到。后来返回到学校时，惊喜地发现江苏某大学贡复俊教授先后给我寄发了4封书信，其大概意思都是邀请我去报读他的研究生。当时我的想法是故土难离，渴望回到老屋所在地工作，我虽然没有去报考研究生，但对贡复俊教授的知遇之恩始终是心存感激的！
1985年大学毕业，按当时县里的分配政策，本科毕业生原则上分配在县城工作，就这样我被分配到县委农村工作部工作。在党的关怀、组织的培养下，在领导和同事们的帮助下，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，逐步成长起来了。也由一名一般干部，经过股级、副科级，成为了一名正科级领导干部，现在是一名四级调研员。
2001年、2002年，由于父母身体的原因，他们相继离开了老屋，进城与我们一起生活。此后，我去老屋的次数就明显地减少了，每年也就只回去几次。老屋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后，慢慢的出现了不少问题。尽管几经维修，房屋还是逐渐变成了危房。随着母亲、父亲先后离世，老屋也拆除了。后来虽在原址又建起了新屋，却俨然没有了对老屋的那种向往与情感！
老屋，为我们遮风挡雨了五十多年，老屋里的岁月永远铭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！